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大數據和機器學習技術的進步，以及大模型推動的具身智能的發展和應用，新型智能機器(簡稱“智能體”)逐步推廣，人和智能體共存的“人機智能”時代逐漸成為現實。由此，城市治理的底層邏輯也面臨著深刻變化。

　　“人機智能”將改變城市治理的社會基礎

　　在“人機智能”時代，人與智能體的關系將改變城市治理的社會基礎。

　　首先是人機物高度耦合。智能體作為新的基本單元，與自然人、法人一樣，都是合法存在的智能社會行為體，人機物之間將會形成深度融合、相互作用的關系，共同構成未來城市治理的基本要素和行為主體。

　　其次是智能體角色轉變。智能體逐漸從人類的附屬工具轉變為共生體，并在社會生產、生活等各個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智能體不僅可以輔助人類完成各種任務，還通過自我學習和創新進行自主決策，由此通過社會結構和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革進而影響城市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再次是相互依賴關系形成。人與機器之間將更加相互依賴并相互影響，人類依賴機器提供智能服務和便利，機器則依賴人類的創造和維護，這種深度依賴關系將進一步改變人類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也要求我們進一步系統思考推動城市進步的行動主體及權力歸屬。

　　最后是生活和思維的重構。“人機智能”社會不僅會使得人們的生活更加智能化，還將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人類的獨特價值、創造力和情感體驗，以及如何在人機共生的環境中實現人類的全面發展和進步，這些新的價值重構也將對人類的認知、情感、倫理等方面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人機智能”時代的超大城市治理面臨全新挑戰

　　一方面，城市治理的主體和結構發生變化。不同于數字社會側重于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通過數字技術進行信息交互和連接，智能體入場的社會更強調人與機器、機器與機器之間的深度耦合和協作，這一過程不僅包括信息層面的交互，還涉及物理操作、智能決策、情感交互等多個層面，交互方式更加復雜多樣。與此同時，“人、機器、智能體創作者、政府”將構成更為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這種關系網絡不僅包括人類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還涉及機器與機器之間的關系以及人機之間的主從關系、合作關系等，這就要求我們重新審視城市治理的理論模型和工作框架。

　　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的過程和重點發生變化。與數字社會面臨的數據隱私與安全、網絡空間與秩序、數字鴻溝與公平等挑戰不同，“人機智能”社會的智能體既是治理的主體，與人類共同參與城市治理和決策過程，同時又是被治理的對象，再加上智能體既包含其本身，還包括智能體的創作者，這就使得城市治理的主體和對象都將發生重大變化，面臨一系列新的治理挑戰。這要求未來的城市治理不僅需要重點關注智能體的權責界定、算法偏見與歧視、機器的行為規范與倫理問題、人機協作中的責任歸屬等，還需要在治理過程中建立更加多元、靈活和動態的治理體系，以應對復雜的人機社會環境。

　　“人機智能”時代的城市治理需確立“邊界思維”

　　將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融入未來城市治理現代化，需要我們加強前瞻性綜合研究，明確各行為主體的權責邊界，以實現技術進步與人民福祉的平衡。

　　一是政府與機器的權責邊界。“人機智能”社會由于技術開發者創造并普及智能體所產生的“技術權力”，以及智能體自主學習迭代所產生的“自我認同強化”或“自主權利”，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城市治理權威的“離散化”問題。未來政府需通過理論推演和模擬實驗等方式確定技術開發者的創新權利邊界，以及智能體不影響他人權益的自主權利邊界，以此明確智能體及其創造者的行動邊界，確保技術向善。

　　二是機器與人的權責邊界。“人機智能”社會智能體自主性的提升將使得當下建立在“人類中心論”基礎之上的邏輯敘事面臨新挑戰。機器在何種情況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替人類決策甚至代替人類行動，機器與人在共生共存中分別享有哪些權利和義務，這些都需要通過局部實驗模擬求解公共利益最大函數，并繪就完整的人機權責邊界。

　　三是政府與人的權責邊界。隨著智能體在人類社會的廣泛應用，尤其是類人形機器人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大規模應用，以及智能體在生產領域逐步替代人類，未來的政府該如何提供公共服務，如何維持財富分配相對均衡，如何促進就業或者在公共政策中彰顯人的價值，這些問題的解答都需要再度確認政府行為的邊界。在新的治理體系中，不僅要凸顯政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權威支配地位，同時更要凸顯人對美好生活追求的物質和情感需要。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

　　原標題：《當“智能體”像人一樣成為治理主體，會帶來什么?》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蘇唯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來源：作者：薛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