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高考填報志愿季，和往年相比有一個最大的變化：AI徹底參與了每一個環節。回想起我自己參加高考的那個年代，查分要打電話，撥通一次像中彩票。填志愿靠一整本厚重的《招生指南》，從第一頁翻到最后一頁，畫圈、貼標簽、打鉤。我必須在上千所大學中，硬生生翻出一個屬于自己的可能性。

　　我的同學們有的會根據“上一屆的口碑”做決定，有的會賭“今年會不會擴招”。那種不確定性令人心跳，也令人恐懼。那是沒有大數據，沒有回溯算法的年代，命運靠直覺也靠耳語——哪個專業冷門，哪所學校去年錄取線突然拉高，都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傳遞。

　　但今天，“不確定”被智能系統收斂成“高概率”。今年的考生們，只需打開各大互聯網公司提供的AI高考通應用，就能獲得AI的精確推薦。你查完分、填完志愿，AI還會給你推送一組“相似軌跡”的大學生短視頻：他們選了什么專業，將來去了哪家公司，哪個實習最有含金量……算法模型基于數百萬人的歷史軌跡，為你投射出一個“可能的你”。

　　從命運的骰子，到概率的建模，這個過程幾乎沒有高潮，沒有情緒起伏，更像是一場精密計算。你不會走錯路，也不會走岔路，因為系統從一開始就不讓你迷路。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

　　奇跡正在悄悄貶值

　　幾個月前，OpenAI正式推出了o3-pro，創始人山姆·奧特曼為此專門寫了一篇名為《平緩的奇點》的博文，他說：“奇點的演進方式，是從奇跡變成常態，再變成基礎標配。”我們正在親歷這種悄然的塌縮。

　　你還記得第一次用DeepSeek時的震驚嗎?它能寫古詩、寫代碼、寫情書，像個萬能的幽靈。那種“我在用未來”般的錯覺，讓人興奮得像偷聽天機。但幾個月后，你開始吐槽它句式重復，不夠創新。

　　可靈AI生成令人嘆為觀止的短視頻，我們說“太強了”;三天后再看，我們說“它是不是審美有點一成不變”;三周后，我們不再驚嘆它能“做到”，而是開始挑剔它為什么“還沒做到更好”。

　　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說：“我們毀于我們所熱愛的東西。”人類最容易適應的，就是幸福;最快遺忘的，就是奇跡。

　　人類的情緒系統本是為稀缺設計的。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看彩電，第一次連上網，每一次技術躍遷都能引發巨大的集體興奮。但如果一切都變得便宜、豐富、標準，情緒就開始“找不到落腳點”。

　　想象2030年代：你一鍵生成作品集，一鍵查閱法律條款，一鍵部署機器人執行任務……當一切變成“下一步點擊”，我們還會為什么鼓掌?又還會因為什么失眠?

　　如果智能無所不能，人類的動機要到哪里去尋找新的支點?我們正在接近一種悖論：世界越來越像樂園，但我們卻越來越難以快樂。

　　技術的“過度照顧”，是否在削弱我們的生活力?

　　197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做過一個實驗，他把狗放進一個逃不出去的電擊房間。幾輪實驗后，即使后來移除障礙，狗也不再嘗試逃跑——它學會了“無助”。塞利格曼將這種狀態定義為“習得性無助”：當結果不再與努力相關，個體便逐漸失去行動的欲望。

　　今天，我們不是狗，卻陷入類似狀態——不是因為受苦，而是因為被照顧得太好，在逐漸失去試錯的動力。

　　有一位朋友與女友吵架，情急之下讓AI代寫一封道歉信。女孩讀完后回復：“你這封信，感動了我，但這不是我認識的那個你。”還有一位朋友，新裝了一整套智能家居，自動調溫，自動喂貓，甚至自動推薦晚餐。他卻向我抱怨：“生活被照顧得太妥帖，我反而成了這個家的陌生人。”職場中，有人年終總結靠AI生成。老板讀后卻說：“這篇總結很完美，完美到不像你寫的。”

　　智能電飯鍋、自動貓砂盆、遠程門鈴……這些工具的確提升了生活便利，但并未讓我們更自由，而是更宅、更懶、更依賴。當AI為你排好了行程、草擬了郵件、預測了明天的銷售波動，甚至建議你今晚該吃什么。你以為你在使用它，其實你是在被它引導——從生活的參與者變成了流程的點擊者。

　　如果說蒸汽機解放了人類的體力，那么智能體正在“軟性監護”我們的生活力。技術不是在邀請我們行動，而是在請我們躺平。我們應該警惕的不是“AI太強”，而是“我們太快接受它為生活的主線”。

　　我的朋友最近推薦我看脫口秀演員梁海源的一段表演，主題是“手機就是我的主人”。他調侃道：“我現在吃飯可以沒有飯，上廁所可以沒有紙，但不能沒有手機。有一次上廁所特別著急，但是手機沒電了，我還是充了一會電才去上了廁所。”他最后自嘲般地總結道：“最好的主人可能正在以奴隸的形式為我們服務。”

　　AI不是控制你，而是替你作決定。不是奴役你，而是“照顧”你——但一種過度照顧，本質也是剝奪。最終，我們獲得的是一種新的自由：不做任何努力的自由。

　　發明電燈泡之后，人類第一次晚睡

　　歷史上每一次科技躍遷，都伴隨著生活方式的悄然瓦解。

　　想象一個沒有電力的世界：天一黑，人就睡;天一亮，人就起。1879年，愛迪生點亮了電燈泡，同時還開啟了“夜晚這段時間”，于是有了夜宵、夜班、晚睡等等。我們開始把“該睡覺的時候”拿來繼續清醒。這種便利也意味著“過勞”“信息過載”“失眠”這些現代病的起點。

　　電視亦然。1950年代電視普及后，家庭結構改變，客廳成為核心。人們圍坐的中心不再是餐桌，而是屏幕。“沉默家庭”逐漸興起，親密交流被集體盯著屏幕的動作所取代。電視成了生活方式的重構器。

　　現在，輪到AI了，只是悄無聲息。它改變的不是某項具體技能，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它重組了教育、就業、社交、藝術，乃至親密關系的節奏。

　　我們不再“去搜索”，而是“等推薦”;不再“表達自己”，而是“生成一個版本”;不再“創造”，而是“微調”。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說：“現代人不是受制于禁止，而是受困于過度的自由與可能。”這不是退化，而是一種文明風格的塌縮。

　　未來的幸福感，是否來自“延遲”和“稀缺”?

　　我們即將進入一個充裕的時代，信息免費，知識唾手可得，工具越發強大。但為何幸福感卻未同步增長?

　　答案可能藏在一個詞里：延遲。

　　在所有情緒中，“期待”可能是最接近幸福的形態。你盼望一場旅行、盼望一場演唱會，等待一個節日的禮物。那段懸著的日子，恰恰是幸福感最濃烈的時刻。

　　哲學家米爾恰·伊利亞德說：“儀式的意義，是給日常加上暫停鍵。”而技術恰恰在做一件相反的事：讓一切不再有暫停鍵。所有一鍵即達，所有無需等待。

　　小時候看《加里森敢死隊》《射雕英雄傳》，我們得準時守著電視，每周一集。而今天的孩子們可以一口氣刷完全集，還可以選擇倍速。但飽和的快樂，是最容易被遺忘的快樂。

　　欲望的前提是不足。技術試圖消滅所有不足，但它從未回答過一個問題：如果世界一切都能一鍵擁有，人類還要追求什么?

　　我們需要保留的，是“再次驚喜的能力”

　　2035年，我們也許能解開宇宙的終極奧秘，精準預測下一次金融危機，甚至實現人腦與數據中心的實時互聯。

　　但到那時，還有什么能讓我們喜極而泣?還有什么值得徹夜難眠?我們還會因為什么，鼓起勇氣說出一句“不”?

　　山姆·奧特曼說，智能和能源將變得“極其充裕”。這聽起來像一句祝福，也像一句訃告。

　　也許那時，最昂貴的，不是知識，不是算力，而是“再次感到驚喜的能力”。

　　(作者胡逸為數據工作者，著有《未來可期：與人工智能同行》一書)

　　來源：胡逸